第A4版:公示总第572期 >2019-09-25编印

新中国的催生者——杨闇公
刊发日期:2019-09-25 阅读次数: 作者:  语音阅读:

  

张渝扬
  在近代中国,历苦难而志弥坚,经累败而气不馁,为共和勇于担当,“越挫越奋”者,首推孙中山。
  在四川潼南,历磨难而性倔犟,经艰险而志不坠,为家国勇于牺牲,“磨灭方休”者,首推杨闇公。
  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并非因果,他们所经历的并非苦难,而是担当和牺牲。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首举彻底反专制的旗帜,在当年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口号,一直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矢志奋斗的中国梦想,也成为少年杨闇公寻找的革命救国的梦想。
  清代晚期,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清朝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在维新和守旧两种势力的激烈角逐中,列强的触角伸向长城内外,也伸向了西南四川。
  四川地区深处内陆,地理位置封闭。重庆地处西南边塞,万里长江上游,被帝国主义视为“川江之门”。
  1890年,根据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帝国在重庆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次年,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的“糖帮公所”建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不久,川东道黎庶昌创设的第一所重庆洋务学堂——川东洋务学堂开学。
  封建豪绅和外国列强进一步勾结,加深了四川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增强了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万县案”和“抢米案”迭次发生,以工人带头掀起的“护路”风潮和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国家存亡,成为空前社会危机,救国图存,成为最大时代主题。
  自古巴渝山高水长,民风彪悍,使重庆人具有与生俱来的革命性。就是这些封闭落后的地方,能产生忧国忧民的革命先行者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此时的重庆,爱国青年杨庶堪、陈崇功、朱蕴章等受孙中山影响和鼓舞,认识到只有“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树立革命思想”才能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于是形成了以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为核心的重庆资产阶级革命派。
  “革命军中马前卒”重庆人邹容所著的《革命军》,这本系统阐发孙中山“建立民国”设想的书籍,仿佛当头棒喝,对少年杨闇公萌生革命理想起到了引导作用,在寻求强国梦的途中,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多难家国,激起杨闇公男儿血性。双江深宅大院,已难关住他的高远心志。父亲的教诲,留学兄长的影响,尤其是孙中山、邹容的革命思想,使“四倔仔”的叛逆性格转化成强烈的爱国热忱。此时的叛逆少年虽然身在双江,但目光却早已投向了遥远的天际。
  “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新社会的催生者。”这是少年杨闇公对自身形象的描述,也是杨闇公对人生目标的定位。杨闇公从小就用这句话自励,并付诸实践。
  因为从小受到传统家教的影响,杨闇公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养料,它影响了杨闇公的思维方式,左右着杨闇公的审美情趣,规定着杨闇公的价值取向。可以这样肯定地说,传统文化是一种强大而凝聚的力量,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一个民族将难以支撑,甚至不复存在。同样,一个家族也将难以支撑,甚至不复存在。
  走出封建家庭,“进新学、增知识、广见闻”,便成为“祠堂闯祸”的热血男儿冲出夔门,参加革命的人生选择。
  双江镇虽然偏于重庆一隅,但受留学归来的“西洋学子”的影响,民风开放而又激进,加之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波及,国破家亡的现实使杨闇公的“革命生涯”,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
  “祠堂闯祸”后,少年杨闇公横下一条心:外出留学,可族长投了反对票;留学不成,杨闇公再度横下一条心:离家出走。这虽是少年时代的一时冲动,却让他在革命生涯中,体验到了什么是信仰追求。
  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以其经济富庶和地势险要,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连年战乱中历练出来的杨淮清父子,与迷恋烟灯鸦片的纨绔子弟大不相同。
  也许是幼年生活在父亲身边的缘故,杨闇公的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父亲的一身犟气。杨闇公的这一身犟气,是他不畏强权性格的闪光。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求学之初的作文《行成于“勇”毁于“庸”》,反映了他早有的抱负。但他在寻梦途中却颇多周折。
  早在留日之前,杨闇公就己参加推翻北洋军阀的革命。
  杨闇公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为反袁义军运送军火。
  杨闇公参加革命的第一次遇险是遭到外国巡捕的缉拿。
  1913年夏,年仅十五岁的杨闇公揣上几个银元,再往行囊里塞入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那时双江不通汽车,杨闇公在双江镇永兴码头乘船,从涪江经嘉陵江一路往东进入重庆,走向外面的大千世界,开始了他悲壮的旅程。
  此时正值孙中山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杨闇公准备到千里之外的湖口,投奔任江西都督李烈均组织的苏皖湘粤赣五省讨袁联军总参议的堂兄杨宝民。杨宝民与李烈钧为云南讲武堂同事。李奉孙中山、黄兴之命任讨袁起义军总司令,杨宝民出任襄助。发表讨袁檄文,揭开二次革命的序幕。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
  谁知,杨闇公乘船到达宜昌时,听说袁世凯下令通缉革命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方知湖口讨袁军事行动失败。于是,杨闇公改变主意,直达上海,寻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的大哥杨剑秋,而此时恰好堂兄杨宝民也逃往上海躲避。
  在上海,杨闇公不顾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遭到迫害,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形势。经杨宝民和杨剑秋推荐,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后经杨宝民托江苏陆军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官彭维翰保荐,进入该校学习军事,为将来从事军事斗争作准备。
  位于南京中山门外的陆军中学堂,对外称江苏陆军军官教导团,系段祺瑞、冯国璋所办的军官学校。军官教导团的萧团长富有革命热情,与杨闇公志向相同,十分默契。学习期间,杨闇公被派往上海筹集和运送军火,为反袁战争作准备,外国捕巡为此辑拿他。机警的杨闇公穿堂攀檐,巧妙地逃脱反动当局的缉拿。
  杨闇公参加革命的第二次遇险是遭到北洋军阀的追捕。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各地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全国教育联合会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当时,青年学生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刊印的《明耻篇》中题词:“5月9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2月12日,袁世凯窃国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一时舆论哗然,举国震惊,受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讨袁浪潮一日高过一日。正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读书的杨闇公,热切盼望自己也能投入这一滚滚革命洪流中去,但又不知如何行动。恰好此时,孙中山派杨宝民从上海去策动江阴炮台起义,杨闇公毅然随堂兄前往。
  江阴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江阴炮台是扼守长江咽喉的江防重地。人称“锁航要塞”,素有“江上雄关”之称,既是由海入江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16年,杨闇公受杨宝民之命,利用在军官教导团结识的萧团长已调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关系,秘密筹划在炮台官兵发动武装起义,以策应武汉。
  3月的一天深夜,蒙蒙的夜雨给江阴古城增添了一丝寒意,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古城一片宁静。但在这宁静的雨夜中,江阴炮台的一间宿舍内却亮着昏黄的烛光。这是杨闇公和萧司令正召集炮台官兵密谋起事,为避免清廷爪牙的发觉,只点了几支小蜡烛。
  灯光虽弱,但大家热情很高。杨闇公用他那特有的四川腔鼓动道:
  “反袁护国,全国响应。我等革命青年切不可坐视。在长江之下游,如能起事成功,与武昌相应,则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江南可自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维护共和,肇于此时,我愿与诸君共同努力。”
  杨闇公的慷慨陈辞很快引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一个瘦弱的青年应声而起:
  “我等加入护国义军,便已立下革命志向,愿为共和献身。如今正是革命之良机,我愿追随孙中山,再造共和,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瘦弱青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纷纷起身表示愿为共和而战。即使是因古板而被同学称作“书呆子”的几个文弱书生也是热血沸腾。
  正当紧锣密鼓策动炮台官兵起义之时,谁知,因事机不密,杨闇公遭到北洋军阀派兵搜捕。在危急关头,杨闇公从教导团宿舍跳窗滚岩而逃,敌人将他逼至长江边,在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千均一发之际,幸得一渔翁驾小船搭救。北洋士兵只得眼睁睁目送这位“船夫”扬帆破浪而去;杨闇公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屡次遇险而化险为夷。北洋兵听到杨闇公的名字,也是谈虎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