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崇伟
那是个最难熬的夏天。太阳像是专门与我作对一般,比往年烤得更加厉害。收过了玉米,迎来了晒谷。头顶烈日,一茬接一茬的农活还不是我最难受的,掰着指头数着发榜的日子,那才叫度日如年。
1982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参加了人生中重要的一场考试,它将决定我能否跃出“农门”。预考接着正考,接下来公布分数、体检、政审,一路都似顺风顺水。
离开学校那天,老师说得很清楚:8月12日,师范学校用挂号信寄出录取通知书,15号就能到达。
15号10点前,我和妈妈从晒场跑到了车站,乡邮递所的张大姑准点到达。这是她每天的等待,已经习以为常;而这是我首次出场,望着汽车来的方向,心在狂跳。
车来了,邮包被车上的售票员准确地投进张大姑怀抱。一个乡的邮件就那么一点,用不着回到她的邮递所作分捡,直接就可以在路边开包给我“颁发”。我急切地取下了笔帽,只等在挂号信的收件人处签名了。
可邮包找遍,没有写有我名字的信封出现。
我亲自上场,逐一翻阅,心跳得更烈——仍然没有找到写有我名字的信件!
张大姑把邮包甩在肩上后扬长而去,把我和妈妈丢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我无助地扯住妈妈的手臂,双腿发软泪花滚流。妈妈稍作淡定,从包里摸出两块钱:“只有进城去找老师,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无奈地望着苍天,白花花的光刺痛双眼。我穿着早上干活穿的脏兮兮的布褂,望眼欲穿地等着开往县城的汽车到来,心里默默祈祷:是寄信的老师粗心把通知书投错了地方,或者是挂号信开了小差,还躺在县邮局里睡觉……
车来了。门还没开,我双臂把着车门上了车,巴望着车子快点启动。可司机懒洋洋地,先是下车撒了泡尿,回到车上,又慢腾腾地烧了支烟。我嚷嚷着叫司机快点走哟,他一脸漠然地看着我这个小不点却不气不急。
汽车的马达终于轰响,车轮缓缓地滚动起来,就在这时,车窗外响起了声嘶力竭的叫喊。
是在叫我的名字?是在叫我的名字!“你的挂号信找到了!”
我大声地喊叫着“停车”,车子刚翕开一道细缝,单薄的我夺门而出。
我把那个黄皮信封捂在怀里,也是捂住心口莫让心脏蹦了出来。
张大姑大概是这样的场面见多了,她只淡淡地说了句:“信夹在报纸里了。”等我签了字她就甩门而去街上送报纸了。邮递所门外的街巷,“卖炒米糖开水了”“冰棍,五分钱一支”“磨剪刀哟”……一声声拖长的叫卖由远而近地传来。
我和妈妈抱成一团。我和她,都哭成了泪人。喜极而泣的泪水,点点滴落,湿润了通知书那薄薄的纸页……我永生难忘的这一幕,到此定格。
每年这个时节,都是一波接一波的学子们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每每这个时候,都会唤我忆起那一个惊魂夏日。几十年了,依然刻骨铭心,那毕竟是一段留有青春印迹的奋斗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