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4版：人文
杨昌庆 杨悦
为官正直，遭人贬诬
张鹏翮自弱冠入仕及为相，凡五十余年，无论其官德、人品都为人所称赞。俗语说“宋江难结万人缘”，被人辱骂、刻意的贬斥，甚至是以文章的形式进行诋毁，对一个贪官或者品德本身有问题的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像张鹏翮这样的廉吏、清官，也有这样恶心的遭遇，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这个人叫汪景祺，在其《读书堂西征随笔》的“遂宁人品”一文中，对张鹏翮进行了肆意的贬低。汪景祺（1672－1726）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汪景祺少年即有才名，但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因此，仕途坎坷，久困名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已42岁才考中举人。自称“仆徒读父书，无所知识，潦倒文场者，垂四十载。”
雍正二年（1724）初，52岁的汪景祺虽中举十年，但无所事事，也无所作为，潦倒失意，遂由京城前往西安，投奔时为西安布政使的胡期恒。他在《读书堂西征随笔》的序言中写道：“余今五十又三矣，青春背我，黄卷笑人，意绪如此其荒芜，病躯如此其委顿，间关历数千里，贫困饥驱，自问生平都无是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绝望。也许自以为是的才华未能得以发挥，于是“骂坐之灌将军，放狂之祢处士”，因而“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
胡期恒时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亲信，汪景祺通过胡的引见，而得以求见年羹尧，并得到年羹尧的重用。随后，被年羹尧延请入幕。汪景祺数十年来的不得志，突然得到赏识和重用，其知遇之恩、感恩戴德之情溢以言表，其卑躬屈膝、奴颜媚骨之态跃然于纸上。他在《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一文中，对年羹尧的称颂，极尽夸张，称年“奉扬天讨，定不世之奇勋”，连历史上的名将郭子仪、裴度等，“较之阁下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冥。盖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岂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而且“操守清廉忠正，孝慈友爱，圣贤豪杰备于一身，移孝作忠，明体大用，大业由于盛德，内圣而后内土……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顷与元方晨夕盘桓，及见故乡戚友之宦游于此者，具道阁下守清廉中正之操，处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诚意之学，居暗室而无欺，上侍庭帏孝敬根于天性，下训子姓慈严合乎义方，友爱曲尽于同怀，存恤不遗乎孤寡，闺阁之内俨若朝典，而雍睦敬愉，浑然太和元气。柳公绰之门风，颜之推之家训，固兼而有之矣。”“今阁下勋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文中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而恬不知耻、狂妄自大的年羹尧竟默而受之。
汪景祺上书称颂年羹尧还不够，又写了六首专门吹捧的七言律诗，其中有：“词臣帝简抚巴川，开府岩疆十二年；克敌星奔千里寇，宁人月静百城烟。”“叠鼓鸣笳听凯奏，前歌后舞望车尘；芜词敬赋从军乐，欲谒千秋第一人。”诚可谓马屁拍得山响。
反过来，汪景祺对康熙、雍正时期中的清官、名臣、能员，却带有浓厚的个人偏见，并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呈现出一个仕途失意文人的病态心理。汪景祺在“遂宁人品”一文中，对张鹏翩的出身经历和人品作了贬低性的记述。汪景祺称张鹏翮在翰林院时，“貌如好女子，诸同年皆戏弄之。”“张素轻邪，甚至与人家奴博，且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后以天语有戏旦之言，大惭，遂矫强修饰，自称道学先生矣。”也就是说，张鹏翮的这些举动，连康熙都看不下去了，称他竟似“戏旦”。更有甚者，称张鹏翮“入椒房幕，有传其为椒房倾溺器者。”其“补兖州府，升河东运使，旋内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皆椒房之力也。”“椒房”泛指后妃居住的宫室。后来，也成为后妃的代称。也就是称张鹏翮之所以能担任兖州知府、河东盐运使和兵部督捕右理事官，都是依靠给后妃倾倒“溺器”而得到宠信的。
汪景祺在文章中称张鹏翮“江南总督即有河道总督之命，其家富可敌国，遂宁巧于取，又所历皆美官，先帝颇信任之，如张志栋、张伯行、赵世显、蒋陈锡等皆由遂宁荐之。于造膝时，俱得开府馈谢，动十万计。然未几皆叛，成不共之仇，盖苦于遂宁之无厌也。”“其后入为户部尚书转吏部尚书，尤贪婪而更佐之以刻薄。”一句话，张鹏翮并非清廉之人，而是一个“其家富可敌国”的贪得无厌之徒。
汪景祺还在文中指责张鹏翮在父亲张烺病逝后，未回家奔丧，称张鹏翮“大僚皆恋位忘亲”，贬斥张鹏翮居高官即不知有父母。在文章中称，张鹏翮“丁内艰，例未抵新任者服阕仍补原官，遂不发丧，盖吉服坐黄堂者，七日而解官去。”意指张鹏翮为了能得到苏州知府的任职，竟为其母亲“遂不发丧”。而张鹏翮“丁外艰，先帝慰留之，遂宁竟不具疏辞，先帝谓左都御史揆叙曰：‘朕虽云夺情，张某并不疏辞，是无情可夺也。’”意思是，康熙并不是不允准，而是因张鹏翮父亲去世后，并未请求丁忧，遂“无情可夺”。由此指责张鹏翮为了当官而不遵守孝道。
对于汪景祺“恋位忘亲，大逆不道”的指责，张鹏翮多少有些冤枉。康熙五十四年（1715）张鹏翮的父亲张烺病故，在京闻讣，张鹏翮请求奔丧，上疏十余通，最终未得许准，“时审事江南还，屡请回籍守制。而圣祖以吏部无人，未俞允，且促入署办事。”康熙谕道：“吏部事务甚属紧要，张鹏翮虽丁艰，著暂留办事，俟富宁安回京，再令张鹏翮回籍守制。”由于康熙是因“事务甚属紧要”，没有同意张鹏翮奔丧丁忧的请求。张鹏翮呜咽叹曰：“君命不敢违，奔丧不自由。”于是，每天含着眼泪、穿着青衣，入署公办。当每天的公事处理完毕，事毕出，即服缟衣冠回寓。
此外，汪景祺在书中大肆诽薄时任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的张鹏翮，并借机妄议康熙及皇太后尊号，说什么德妃“皇太后”及康熙“清圣祖”之尊号都来自张鹏翮的自作主张，“谓先帝不足当此数字耶？是诽谤也，谁敢有异议者。”
汪景祺对张鹏翮的诬陷，还不满足其病态心理，甚至诬及张鹏翮夫人、儿子和孙子。“其夫人妒悍之至”“夫人之性最贪，为浙抚河督时，卖狱鬻官几于对开。幕府如广西之孙延龄、孔四贞也，长子张懋诚，丁卯举人，官给谏，次子张懋龄，为河工同知，暴虐妄乱，过于乃父，而懋龄尤甚。孙张勤望，以任子补顺天通判，庸恶陋劣，祖为冢宰，日与书办香火定盟，凡吏部事无不关通受贿。孙张勤望以捐纳为广东布政司经历，龌龊鄙秽，无志下材，所谓一蟹不如一蟹者。”张鹏翮夫人、儿子和孙子绝非汪景祺文中描述的那样不堪，其夫人的贤良淑德，其子、孙子的为人正直、为官清正等，不在此做更多的赘述。
然而，就在汪景祺以无用不以其极的言语，污秽张鹏翮及家人时，而新君雍正却给予无尚的荣恩。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世宗雍正即位，就加封张鹏翮为太子太傅。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拜张鹏翮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御书“嘉谟伟量”匾额。四月，又兼任《国史》《明史》《大清一统志》总裁官。四月二十日，雍正亲自向张家四代发布诰命，以覃恩分别赠予张鹏翮的曾祖父张惠、祖父张应礼、父亲张烺为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之爵位。赠予张鹏翮的曾祖母孟氏、祖母周氏、母亲景氏为一品夫人。特授张鹏翮本人以光禄大夫，封其妻唐氏为一品夫人。七月，黄河马营决口，时年已经74岁的张鹏翮再次受命前往治理。雍正在“赐大学士张鹏翮”诗中写道：“一德登黄阁，三台烛紫霄；化功兼衮补，和气作羹调；运轴推元老，持钧序庶僚；赓歌应可嗣，赖尔协箫韶。”可见，雍正对张鹏翮的充分信任，绝非汪景祺笔下的如此不堪。
此外，汪景祺对张鹏翮以人格的极大侮辱。“遂宁为部郎时，一日早朝归，夫人讶其久不进内室，出户私窥之，遂宁朝衣未脱，立于仆妇之床前，仆妇双足长尺，架披肩上，裸而淫之。夫人持皮鞭直入，遂宁朝衣冠，偕寸丝不挂之仆妇跪受责。又夫人未至京时，遂宁娶妾已生女，其夫人来，俟遂宁出门，即呼媒媪卖妾，并令携女去，至今不知所之。”
最后，汪景祺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对“遂宁人品”以作结，说：“余尝谓宜以刻薄寡恩，顽钝无耻，二句为对联赠遂宁，有云犹未足尽其为人，如汝人才皆为令仆矣，草泽中英雄思之能无短气哉？”其对张鹏翮的鄙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汪景祺的狂妄不仅于此，他还对康熙予以讥讽。“某无锡人，不欲言其姓名。先帝南巡无锡，杜诏字紫纶，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先帝颇许可之，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云淡风轻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绝句云：‘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由于书中未能具体所指无锡人是谁，后来，竟成了汪景祺有意讥讪康熙的铁证。
更有甚者，汪景祺还非议当朝皇帝“雍正”的年号，说“正”字有“一止之象”，称历来有“正”字的年号如“正德”“正统”等都非吉号。
汪景祺为何对张鹏翮如此攻讦和诬枉，尚无确切资料以说明。人们于是就有如下的推测，一是会试未中。汪景祺曾经两次参加会试，但都未能成功，而这两科会试的主考官都是张鹏翮，遂对张鹏翮心怀不满；二是仕途不顺。张鹏翮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月升迁为刑部尚书以来，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至雍正三年（1725）去世的十七年间，一直担任朝廷重职，深得信任，尤其是在康熙后期和雍正初年，均担任吏部尚书。而汪景祺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42岁中举，直到雍正二年（1724）52岁才在陕西布政使胡期恒的引荐下，成为年羹尧的幕客。仕途的不顺，也许就迁怒于任职吏部尚书的张鹏翮；三是受年羹尧唆使。由于年羹尧和张鹏翮的矛盾，汪景祺身为幕客，自然要为主子泼张污水，以泄私愤。
张鹏翮与年羹尧同为雍正初年的朝廷重臣，二人之间是否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尚未有明确的资料予以佐证。但在雍正即位之初，因年羹尧护航保驾、稳定江山有功，雍正对其十分宽容，一味地容忍年羹尧的任性，甚至还看年羹尧脸色行事。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保举之人，吏部、兵部一律优先录用。然而，年羹尧不以雍正对他的宽容为意，反而通过官员的选任营私纳贿，如被其奏参过的葛继孔，通过两次打点，送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尧密奏而罢官的赵之垣，在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之后，年羹尧转而保举其可以起用。一时间，朝野上下把这种用人现象戏称为“年选”。年羹尧如此胆大妄为的做法，与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张鹏翮，应该存在较大的矛盾和冲突。
张鹏翮和年羹尧的矛盾不只是在官员的任用上，当时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太傅时，深得雍正眷遇，骄纵傲视群臣。每次入京觐见雍正，巡抚必须跪道迎送，而亲王及大臣也要到郊外迎接，惟独张鹏翮执掌的吏部，对此根本不予理会，这也为深得雍正恩宠的年羹尧所忌恨。
在病态失意文人汪景祺看来，清官、贪官并不重要，他对张鹏翮的偏激愤恨与对年羹尧的谀颂，不仅是个人价值观的扭曲，也反映出其品德人格的庸俗卑下。《读书堂西征随笔》“遂宁人品”全文约有1800余字，对张鹏翮进行了全面污蔑攻击，说张鹏翮“龌龊鄙秽，无志下材，刻薄寡恩，顽钝无耻。”“不学无术”“其家富可敌国”等等。清人萧奭则说道，汪景祺“作功臣不可为论，以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以鄙亵无稽之语污张鹏翮。”
被汪景祺极力称颂的年羹尧，在张鹏翮去世的前一年，即雍正二年（1724）入京，得到雍正特殊宠遇。但年羹尧盛气凌人，恃宠而骄，贪敛财富，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雍正三年（1725）即张鹏翮去世的那一年，“年案”爆发，年羹尧获罪被抄家。浙江巡抚福敏、杭州将军鄂弥达奉命查抄年羹尧住所时，汪景祺所写的《西征随笔》被发现，据其奏报，“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雍正阅书后亲书于卷首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据说，“此种”二字间似脱漏一“杂”字，由此可见雍正的激愤之情。年羹尧“见知不举，迨廷臣会议上遂定为羹尧五大逆罪之一。”将私藏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为“五大逆罪之一”。同年十二月，年羹尧被雍正削官夺爵，列五大罪九十二条，于雍正四年（1726）赐其自尽而死。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汪景祺或许有些无聊或无耻，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其诗文集《读书堂西征随笔》本身的“悖谬”性质，竟会给年羹尧、自已和家人带来巨大灾祸。不仅为年羹尧增加了一大罪状，而且使54岁的汪景祺本人落得“以谤讪处斩”的下场。年羹尧被赐自尽后，“刑部议景祺罪，照大逆不道律，拟斩立决”，汪景祺的首级被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即是十年。直到雍正驾崩、乾隆继位后，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才将汪景祺的头颅取下来，择地掩埋。其妻子被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据说，其妻遭遣发时，“家人设危楼，欲其清波自尽”，以全其名，但其妻仍欲求生，遂“盘膝匍匐而渡”“见者伤之”。汪景祺期服之内的亲兄弟、亲侄子俱被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中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被一一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许出境。
谁也想不到，汪景祺对张鹏翮“无稽之语”的诬陷，竟然影响到1979年版《辞海》关于“张鹏翮”词条的编写。《辞海》对“张鹏翮”词条编写的内容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任河道总督。任职期间，在圣祖督促下，治清口、塞六坝，修归仁堤，并采用逢湾取直的办法治理黄河。康熙中叶他赴陕西办理赈灾，专事敲诈勒索，时人谓其患更甚于旱灾。”其内容文字与汪景祺在其“西安吏治”一文中写道的“三十年前，先帝念秦省灾荒，有发籽粒之事，自命清流如遂宁张鹏翮者，奉命至陕西，饱橐而归，帑金皆为贪吏瓜分，而责灾黎偿还，其祻较旱魃尤烈。”有异常相似之处。事实上，《辞海》中关于张鹏翮的“赴陕西办理赈灾，专事敲诈勒索”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所指的张鹏翮陕西之行，康熙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张鹏翮前往陕西，朕留心察访，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
如果不是让历史来评说，张鹏翮也许就蒙冤千古。《辞海》关于“张鹏翮”的词条仅80余字，对张鹏翮的评价不仅肤浅，更不客观，有偏信、轻信之嫌。由于《辞海》的权威性，不仅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知识，也对张鹏翮的评价有欠客观和公正。四川蓬溪文史研究专家胡传淮先生认为，此评价是受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一书的影响所致。难怪在《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一系列电视剧中，都未见张鹏翮的任何人物形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