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4版：艺术与潼南
河东盐政 苌弘化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张鹏翮因兖州知府的“廉能”表现，被康熙直接调到山西运城，出任河东盐运使，依然是四品官职，职级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所处位置却更加重要。在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我国的盐业发展史，否则，就无法理解康熙让张鹏翮出任河东盐运使的慎重考量。
盐既是民生之必须，也是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盐业历史非常悠久，“盐”这个名字最早见诸于《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厥贡盐。”人们最先发现的是海盐，在五帝时代发现池盐，战国末期发现井盐。除夏、商、周三代以前和隋代、唐初之外，我国历朝历代政府为确保政府财政收入，对盐业生产大都实行征税或专卖制度。盐业专卖又称禁榷，合法贩卖的盐叫官盐，非法贩卖的叫私盐。
食盐专营制度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后人尊为“盐业宗师”的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食盐专营”。齐国很快就从盐业垄断经营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由偏居东隅而一跃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秦朝开始对盐、铁的固定价格实施垄断，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对一种主要商品进行国家垄断的已知例证。当时，盐的收入，不仅用于秦朝军队的开支，而且还用于修筑包括长城在内的各种建筑。
盐业征税虽从周朝开始，但实行“食盐官卖”，则是始于汉武帝。由于征战频繁，国库窘迫，富商们不愿“佐国家之急”，于是汉武帝采纳汉初名臣桑弘羊《盐铁论》观点，下令将盐、铁经营完全收归官府，实行专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私人经营。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开放盐池、盐井，采取与百姓共同经营的办法，免于征税，至唐朝开元时期的130年间，为中国食盐无税时期。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实施“榷盐法”，由官府垄断食盐价格，盐利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之多，史称大历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后期以及宋代，为保证官卖收入，食盐流通被政府严格控制，严格划分销盐区域，实行销界政策，不同产区的盐限制在某一区域销售，不得逾越。明、清时期通过设立盐务衙门，以盐卡收税，实施“纲商引岸”制度的盐法。盐商运销食盐，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贩往指定的行盐区销售。
盐，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在盐的背后，则常常伴随着财富和战争，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据称，炎帝与黄帝为了争夺古代盛产池盐的山西解池，双方大战于阪泉，通过三次交战，黄帝最终战胜了炎帝，成为华夏众多部落的首领，此战号称“中华第一战”。后来，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不仅使黄帝捍卫了盐池的支配权，巩固和扩大了势力范围，也为华夏民族的雏形奠定了基础。黄帝战炎帝、擒蚩尤等传说和遗迹，正是氏族时代东方部落争夺池盐的真实写照，足见盐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如果黄帝、炎帝、蚩尤大战，皆因盐而起。那么，唐朝末年的王仙芝和黄巢，因赎卖私盐的利益受损，发动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则摧毁了近三百年的大唐江山。元末更是如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作战经费，大多是由私盐贩子提供，同样，他的竞争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由于盐的利润在一切行业之首，以身试法的不仅有私盐贩子，还有朝中的显贵世家，在明、清时代，他们通常会向掌管“盐引”的官员行贿，只要“盐引”在手，几乎等于大把的银两唾手可得。“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鹾（指盐）。”这些显贵成为另一类型的私盐贩子。
可见，盐的奇货可居，使历朝历代负责盐政官员的职位，成为第一肥缺。到了康熙年间，因盐而发生的腐败现象更是层出不穷，这就不难想象，康熙会让张鹏翮到山西运城出任河东盐运使的原因。康熙选任张鹏翮出任此职，可谓非常慎重。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下旬，康熙东巡祭孔。作为兖州知府的张鹏翮得以迎候皇帝，并陪同康熙“临视阙里”祭孔子。随后，康熙扈跸兖州，特旨召见兖州知府张鹏翮。可以这样说，康熙的这次特旨召见，最终认可了山东巡抚对张鹏翮担任河东盐运使的推荐。清代河东盐运使的全称是“河东陕西等处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加敕管盐法道”。根据《山西通志》载：“河东盐池百二十里，专属盐务官管辖。冀、豫、雍、梁四千里民，食仰给于此。”由此可知，河东盐运使所负责的区域。
清朝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对于盐的买卖皆由官督商运，盐商领有官家发给的盐引或盐票，进行专卖。所以，在清代共设立了九个产销盐的专属区，即长芦、山东、河东、两淮、两浙、福建、两广、四川和云南。每个区均有巡盐御史、盐运使和盐法道等，据《清史稿·职官志》载：“（盐）运使掌督察场民生计，商民行息，水陆挽运，计道里，时往来，平贵贱，以听于盐政……盐法道亦如之。”即盐运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盐的运销。因河东有盐池，所以河东盐运司还承担着生产和销售盐的任务。
运城最早见于史书是在战国时期，叫做“盐氏”，汉代改称“司盐城”、“盐监城”。由于，最早无城，故无城池建筑，也未设立衙门，不过，一直都有朝廷盐官在此驻守。直到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时任河东盐运使的海德俊，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完成城池的修筑，共计筑城墙长1700丈、高2丈多、厚1丈多，设5个城门（到明代改为四门）。这个新修的土城被叫作凤凰城。传说因于舜帝在盐池边抚五弦琴弹奏熏风歌《南风操》其中有一句歌词是：“鸟兽跄跄兮，凤凰来仪。”故名“凤凰城”。明朝“凤凰城”名字，以“盐运使司”所居之处—潞村，改名为“运司城”，于是，运城之名始于此。
张鹏翮在临时履职山东武举乡试考官的职责后，立即来到山西运城，赴任河东盐运使，“闻人言货贿，輙厉声叱之不少假。而于盐政利弊，批却导窽，具得要领。”经过张鹏翮的努力整肃盐政，初步取得了“鹾政大举”的实际效果。
张鹏翮上任后，即着手修复盐池。河东“盐池北傍运城，南靠中条山，东临夏县，西依解州。全长东西约六十华里，南北宽五至十华里不等，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如此狭长的盐池，既需要有一定量的水源溪流注入以免干涸，又要对注入的水量有所限制，以免影响盐花的生成。“故环池有墙，傍墙有堰，皆所以障客水而护盐池者也”。张鹏翮“修复盐池”，就是修复塌卸的护池墙和护池堰，确保盐池的正常生产。
张鹏翮疏浚姚暹渠也是保护盐池的重要举措之一。姚暹渠位于“解州北十五里，在盐池北十里……隋大业间，都水监姚暹重开此渠，因号焉……若山水涨漫，则横流四出，决堤溃堰，或人长乐滩，或人女盐池，亦人解盐池矣”。因此，疏浚姚暹渠，天旱可以注水入池，水多可以通泄无碍，否则，“两受其害”。
张鹏翮通过修复盐池、疏浚姚暹渠，有利于河东盐池的正常生产。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鹏翮在其撰写的《重修运城碑记》中，对运城的修建、重修做了多方面的记载，也充分说明了运城建为盐务专城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张鹏翮在《重修运城碑记》中指出称“国赋所储，群商所处，诸路所通，百物所聚，去郡治既远，而解州，安邑又城小，不足以客。城之特建，其势然也。”有理有据地说明了运城建为盐务专城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张鹏翮针对河东池盐的销售情况，采取了“核引通盐”、“力请豁免加课”等措施。他对巡盐使者说道：“河东诸商，筑畦晒盐，出场贩卖，仅与淮、浙灶户同科。近日淮、庆六邑，又归长芦，地势既狭，办纳尤艰。今四海升平，大兵尽撤，所有军兴以来，每引增银五分，应照部文题请停止。至加增七分，原因淮、浙割没之例，谓每引加盐二十五斛，应人正额，按时征收。但时势既别，张弛宜异，淮、浙利于盐多，河东利于盐少。故初奉部行，诸商即请认课，不愿加盐。且割没之说，原以示罚。河东山路崎岖，转运最难。驴驮车载，半出人力，非若淮、浙顺风扬帆，一泻千里，舳舻相接，便于夹带也。并请题豁，以苏困苦。”
以上文字，张鹏翮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河东与江浙的盐户交纳同样的税是不合理的，江浙盐的产量要多于河东，交通运输条件要优于河东，因此，应免去河东增加的课税。通过张鹏翮的努力，“李御史时谦深嘉之，亟缮疏上请，获免新加五分。阅数年，郝御史惟谦陈乞并免加增七分，商民骨颂皇恩焉。”两位御史先后分别“免新加五分”“并免加增七分”之举，对广大河东盐商来说，绝对是一个相当“利好”的举措。
此外，张鹏翮还利用关羽着为山西运城解州人这一重要的人文资源，迅即编辑《关夫子志》，利用关羽“以神设教”，巧妙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关羽（？－220年），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三国时期蜀国大将，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又称美髯公。从三国到北宋的800多年里，关公并未得到特别的青睐。但自从宋徽宗的四次褒封“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起，使关羽迈出了从人到神演变中的关键一步。清顺治入关后，于1653年颁诏供奉关公，号曰“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更是以刘备转世自诩，亲政后不久，封关公为“协天伏魔大帝”之后，并亲自驾临关公故乡河东解州，参拜关公，并对关公灵像说道：“二弟，大哥看你来了”，书题“义炳乾坤”匾，悬挂于解州关帝庙内。的确，凝聚在关羽身上的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重诺以信、作战以勇等精神，不仅蕴涵着中国传统的道德精华，同时也渗透着正宗儒学的春秋精义，兼及还体现着佛道二教的教化精髓。张鹏翮在《关夫子志序》中称：“夫子者，孔子之盛德而甚美之称也”，信仰关夫子，是因为“天理之不泯于民心，而三代之直道尚存焉。充是心也，以之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如万解源泉，取之不尽，而用之无穷，则是侯之大有造于名教也。称之曰夫子，谁曰不宜？”
在河东治理盐池盐政，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起，那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包拯。那时的山西运城尚未出现，为了解决河东池盐的滞销和财政困顿难题，包拯作为三司户部副使奉命办差，与转运司、解盐司共同议定盐法。包拯到任后，把解盐的生产与销售历来由官方垄断的政策，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推行曾经主理河东盐池盐政的太常博士范祥的“钞引法”。据称，这个“钞”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其做法是鼓励商人先去往边关送一趟盐，回来后才能拿到河东盐奖赏，相当于现在的原始股。也许，包拯大人在无意中，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股票发行第一人。“钞引法”的实施，极大地便利了商贩经营盐业，解决了河东盐业的积弊。当包拯离开时，老百姓出城三里地跪拜挽留，并送万民伞。据称，包拯主持河东盐政的时候，是盐池历史上经济收入最辉煌的时候，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张鹏翮担任河东盐运使之职，既未受到盐商们的诱惑，也未因有功于运城的盐业发展而陷于贪浊，仍然保持着“清廉”的形象。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在完成运城城池重修工程后，曾前往河南郏县凭吊苏轼、苏辙墓。苏轼被宋孝宗颁赐谥号为“文忠”，不过，张鹏翮对“忠”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信阳子卓录》卷四《修己》中说：“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奸臣必贪，而贪者必奸。”他在二苏墓前赋诗两首，抒发自己对苏氏兄弟的敬仰之情。其《苏坟夜雨次韵》一诗中写道：“共识峨眉紫气多，文章千古重东坡。神归天上为霖雨，碧化长空作汝河。”其诗中“苌弘化碧”一句，实际来自于《庄子》的典故。苌弘是周朝的一个大夫，由于，他的忠诚不被君主所信，最后蒙冤而死，蜀人怜悯他，将他的血盛在木椟中，三年后血化成了碧玉。此时的张鹏翮，专程前往河南凭吊苏轼、苏辙兄弟，不仅感叹苏轼的忠魂与郏县的山水已经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勉励自己，即使“苌弘化碧”，也要忠君为国。以楷书见长的张鹏翮题写的这两首诗，被人镌刻在石碑上。张鹏翮的楷书“若大臣冠剑，俨立廊庙”，这块石碑也被誉为护卫苏轼、苏辙墓园的“仗剑侍卫”。后世为政不清廉者前来墓园拜祭苏轼，见到张鹏翮的诗刻碑无不心中寒颤，其附庸风雅留下的石碑也只得退避三舍，不敢与之比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