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4版：精神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临危受命，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从1938年底至1946年5月，战斗在国统区中心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党中央处理有关国共合作和事关抗战全局的重大问题，全面领导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周恩来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为维护民族大义殚精竭虑，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而不懈奋斗，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肩负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历史使命，坚持国共合作直到抗战最后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转为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受其影响，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紧接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其抗战政策逐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由此使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随时面临着发生逆转的危险。因此，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根据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作为中共驻国统区的总负责人，一直处于两党关系最前沿，是我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代表，长期具体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及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亲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过程。他善于把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使命。
为维护国共团结抗战大局，周恩来坚定地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年12月，周恩来刚到重庆，就面临蒋介石以借口民族抗战为名企图吞并共产党的“一个大党”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回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从而保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特别是当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国共合作抗战局面濒临崩溃之时，周恩来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坚信“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奋笔疾书“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仅仅25字巧妙深刻地将皖南事变真相揭示于天下。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际，他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决心“坚守阵地，争取时局好转”，终获党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他带领南方局广泛团结各爱国民主力量，以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蒋介石做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承诺。由此，消弭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危机，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在国共关系中，斗争是为了联合抗日。周恩来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做坚决斗争的同时又善于发现、扩大各种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因素，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排除党派之争，坚持抗战团结的诚意。在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他指出，破坏抗战的危险“主要的是反映在国民党中的投降分子，与国民党的抗战领导及其群众是有严重区别的，与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是对立的”。面对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战役严重失利后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战，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表示配合作战打敌人。对蒋介石有利于抗日的言论，如《“九一八”十周年告全国国民书》中表示抗战到底的态度，也给予肯定。同时，为改善两党关系，周恩来经常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协调对敌作战行动和调整相互关系、解决矛盾冲突。对此，他曾感慨地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判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二、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为新中国奠定重要政治基础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中国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种政治力量汇集于此。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有包括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等广大中间势力。这股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
为争取他们，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他在指导南方局制定“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方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场合，与中间势力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他常出入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触，在品茶谈笑间纵横天下，遇事相互支持、共同进退，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的建立；他爱护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了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和帮助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结合抗战现实开展学术研究，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生力军；他还把目光投向未来，动员进步大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国留学，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人才；他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古耕虞、康心远、范旭东、胡子昂等商界巨子保持多渠道联系，在经常交往中加深了解，向他们阐明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鼓励他们为抗战而生产，帮助他们化解劳资矛盾，支持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斗争；他亲自或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支持他们在坚持抗战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中不断进步，最终走向人民阵线。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又团结他们争取旧政协会议召开、掀起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冲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他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外事方针，带领南方局利用各种机会，广交朋友，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争取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对中国团结抗战的支持，努力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空间，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国统区党的建设，率先垂范培育伟大红岩精神
国统区的党组织大多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恢复或新建的，党员质量参差不齐。他们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又要面临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意志不坚者可能会迷失。面对如此特殊而严酷的环境，要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使命，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成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为巩固国统区党组织，周恩来始终坚持理想信念教育，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举办训练班，进行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和抗战形势、革命气节教育，发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要求广大党员要坚持自学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要“研究学问，学习主义”，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强调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要求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人人要有坚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激励他们“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在组织建设上，周恩来坚决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要转到地下去，使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明确提出在组织发展上“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建立“据点”，深入社会，依靠群众，机动灵活地把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隐蔽工作，使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在作风建设上，周恩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开展党内生活时，总是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尊重他人观点，重视反面和批评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决策，带动党的生活严肃而又活泼；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到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常常叮嘱工作人员买衣服简单些，做饭简单些，住房简单些，强调“不忘延安”，反对蜕化或腐化思想。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在重庆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周恩来带领国统区广大党员和革命志士，把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气节结合起来，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向国统区人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不断开创重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