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4版：综合
周 勇
重庆是一座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是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名城。“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重庆人文精神贯穿其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坚韧”。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重庆开埠。先进的重庆人为救国救民而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独特而精彩的篇章。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重庆传播。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建。留日归国的杨闇公结识了吴玉章，于1924年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在确知中共存在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之后，吴玉章、杨闇公主动宣布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1926年初，先后成立了中共重庆支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管辖四川党组织，杨闇公任书记。从此川渝革命形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党中央充分肯定“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敢作敢为、屡仆屡作的“顽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在四川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进而策动了泸顺起义。这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我党最早独立领导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参与领导的吴玉章、刘伯承、朱德、陈毅等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笼罩中国，重庆尤其严酷，共产党人之不屈与顽强于斯为甚。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四川省委四任书记杨闇公、傅烈、刘愿庵、穆青和大批共产党人英勇献身。到1935年，重庆已没有党组织和党员。1936年，失散的红军党员漆鲁鱼回到重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再一次举起党的旗帜。随后重新成立了重庆党组织，在南方局领导下继续奋斗。
抗战时期，重庆是全中国遭受日军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但重庆人民“愈炸愈强”，这座不屈之城始终巍然挺立，成为未被日军攻占的最大城市，赢得了抗战的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专门致信，称赞重庆“人民屡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定镇静，屹立不挠”“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动而永垂不朽”。
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先烈留下了《狱中意见》，总结教训，警示后人。20世纪80年代，被概括成“狱中八条”，如今已成为共产党人、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黄钟大吕。
登高涉远、勇立潮头的“开放”。四川盆地沃野千里，在古代历史上曾创造了“扬一益二”的辉煌，也形成了固守家园、温饱即安的盆地意识。近代以来，重庆人担负起冲出盆地，走向世界，吸吮人类文明，寻求救国之道的历史重任。
在开放的新天地里，重庆人以“江流出峡，一泻千里”之势，“以汉魂而吸欧粹”，趋东瀛，赴欧美，学苏俄，重庆青年邹容在日本写下了“雷霆之声”的《革命军》，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也产生了邓小平、赵世炎、聂荣臻、刘伯承、杨尚昆等伟大的革命先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中，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中国外交由屈辱走向平等起点的重要基础。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国家地位重新走向国际平等地位，甚至初步显现世界大国形象的开始。
近代以来，重庆从僻处四川东部的区域性军政中心，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抗战时期成为中国大后方的经济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担负起新中国工业基地，特别是三线建设基地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任赋予重庆，重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的姿态，从开放入手，走向全世界。“开放”成为40年来重庆历史最显著的特征。1997年，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走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最前沿。
精诚团结、海纳百川的“包容”。古往今来，重庆是一座移民的城市，四方杂处，八面来风，铸就了它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品格。这种状况在抗日战争时期达于高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就国内而言，重庆“包容”了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全民族的最大公约数。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以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为基础，在重庆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最终凝聚起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磅礴力量。
重庆就是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造了红岩精神，一代又一代的重庆共产党人，尤其是埋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中的先烈们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发扬者，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今天，我们要继承重庆人文精神，弘扬其时代价值——实现梦想的“坚韧”、攻坚克难的“顽强”、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开放”、全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包容”，为建设“两点”“两地”“两高”新重庆，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源自2018年5月2日《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