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4版:副刊总第29期 >2017-08-22编印

我 们 需 要 这 样 的 乡 贤
——读纪实文学《杨氏家国梦》
刊发日期:2017-08-22 阅读次数: 作者:  语音阅读:

  

李显福
  记得在北京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那么,哪些人是乡贤呢?
  唐刘知几《史通·杂述》:“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简言之,乡贤,即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其实“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
  由此观之,张渝扬(执笔)、李洋述的长篇纪实文学《杨氏家国梦》(重庆出版社出版)中的主人公杨淮清不仅就是这样一个名符其实的乡贤,而且还是一个悬壶济世的中医。
  作者从新的视角,以丰富翔实、鲜活生动的史事和饱满的情感,热情讴歌了双江人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位卑未敢忘扰国”的爱国精神,“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英勇献身精神。着重挖掘杨氏家族秉承“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经世之道和治家教子的传统文化内涵,作品以新发现的杨淮清一家的史事为叙事的基点和主线,从杨淮清一家的婚姻、生活、家教中彰显主人公在封建社会中所秉持的良知、正义、责任和清白家风及传奇家史,热情讴歌这一个为推翻帝制和国民党独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乡贤,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独领风骚的乡贤。
  读后深有感触,相信必将为我们大力传承乡贤文化,弘扬中医文化,提供新的书写范式。虽然杨淮清早已过世了,但他的家教和家风、梦想和追求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以他为代表的乡贤文化和中医文化也深深地植根于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以“清白传家”的杨氏家族在充满南方特色的潼南双江镇生活繁衍了七代,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开明求新,因而在近现代才名人辈出,令人刮目相看。这之中,尤以杨淮清一房的业绩彪炳千秋。
  结婚不久的杨淮清遵从父亲的旨意,到遂宁县衙任礼房儒学,这是一个管理教育训导的差事。没想到半年后,杨淮清“就愤而回家了”。原来是他“看不惯衙门内三班六房那些‘送帖子’,‘吃卡子’的人和官场尔虞我诈的腐败现象”。回家后,杨淮清把重心放在为母亲医病和培养子女上,空闲时间就看史书读孔孟。“为了治好母亲的麻疹病,他尝百草,配方剂,熬汤药,至诚至孝”,于是,“对中医产生兴趣,开始萌发以医术济世之志,便买来不少中医典籍自学”,久而久之,“医名鹊起,除了给父母医病,他还常常为乡邻义诊”,为了方便乡邻来看病,还“在自家宅院的堂口邮政代办所的左边开了一间中药房”,“从不收取平民百姓的药钱”。双江瘟疫突发,患者众多,居住在成都的杨淮清专门回乡为众人义诊拿药,派人在遂宁购了数百元大洋的药材,每天在双江镇中来回诊治,医好了不少患者之疾,治逾了不少乡邻。
  杨淮清生育19个子女,除去夭折的四女、五女和八儿、十儿外,其余15个子女,均长大成人。在教育儿女上,他以老祖宗留下来的“清白传家”“同修仁德、亲和敬业、共献仁术、济世养生”的“家训”为宗旨,并把家教落在“做人”,而不是简单的“做事”上。他多次对子女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古时做人的基本道德。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大爱。”他要求子女从修身养德做起,“志当存高远”,长大后才能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旧时代有钱人家的老爷出门都要坐轿子,杨淮清家也有轿子,他却很少坐。“这位面目和善,美髯飘胸的前清蓝翔候补巡检,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脚踏青布鞋,经常行走于双江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了解民情和经济,感受乡村的贫穷和生计”。他要求孩子从小艰苦朴素,老大、老二穿下来的衣服改做后老四、老五接着穿,以此类推。他不许儿女坐轿子耍少爷、小姐的派头,可是,却用轿子接送教孩子的私塾先生。尊师重教,由此可见一斑。
  杨淮清还瞄准世间变化,热衷实业救国、热心公益事业,造福桑梓,修桥筑路,将双江乡贤祠改建为抗日阵亡将士忠烈祠、为抗日筹款捐资,捐资兴建双江小学,和族人筹建了潼南第十六小学、私立永绥祠小学,私立宏毅中学,希望培养更多的潼南子弟,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才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一个制度已经凸显出与时代落伍、与世界落伍时,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是极力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为风雨飘摇的旧制度殉葬,还是与时俱进与革故鼎新者为伍?杨淮清是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面对变幻的时代风云,他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后者。他“虽偏居双江,却一直关心国事,支持革命;清政府卖国,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专制的腐朽无能”。当侄儿杨宝民造清政府的反,宗族要家法处置时,杨淮清力排众议,坚定地支持侄儿;当大儿子杨剑秋拉队伍需要金钱发军饷时,杨淮清毅然卖掉200亩田地支持儿子在双江发动“护法起义”。这一壮举遭到族人反对,杨淮清掷地有声地说:“宝民、杨剑秋一起拉队伍靖国护法,从大义来讲,他们是爱国的。如果国没有了,家也就没有了,还守着这些田产有什么用?”他毁家纾难,四儿杨闇公在成都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需要经费,他卖掉田产支持儿子的革命事业;杨闇公与吴玉章奉命在大溪沟筹办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培养革命干部,“为了筹集资金,杨闇公回家向父亲说明了来意。尽管当时家中也很困难,但杨淮清说:‘现在处于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国分忧,为救亡图存出力。’当即决定再卖掉部分田产,作为中法学校的开办经费”。杨淮清的“雪中送炭”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四川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如“经常为来家的吴玉章、刘伯承等人提供开会场所和休息、吃饭等便利,坚信四儿的革命活动是救国救民”。
  他这样无私支持革命,可以想象,旧制度的维护者们是如何仇恨他,他又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在和旧制度对着干。不过,在他的努力培养和大力支持下,12个子女后来都为辛亥革命乃至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重大贡献,有的载入国家的史册。这是华夏大地可能绝无仅有的一个可圈可点的乡贤!
  可以这样说,没有杨淮清这样的众多乡贤无私地把子女献给革命、没有杨淮清这样的众多乡贤在后面的鼎力支持、没有杨淮清这样的众多乡贤的满腔热血和正义,中国的革命很难成功,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精华很难延续千秋万代!
  这也许就是中宣部长刘奇葆经过几十年的考量后重新提出“乡贤”的深刻道理。
  这里还要特别多说几句的是杨淮清的悬壶济世,他不仅仅是给人治病,更是由治病上升到治国。作者在《大医淮清》这一章中很好地表现了主人公的这一精神。中医是半个哲学家,他不但会治人身体上的病,也会治人思想上的病,还会治国家的“病”。因为真正的中医不但懂得阴阳学说,还深谙治国之道。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中医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军阀混战、列强环视、国弱民穷,但杨淮清这个乡贤之所以毁家纾难,支持儿女革命,我们还解读出杨淮清另外一种“修齐治平”的思想:振兴民族的关键是要“同听之”,同听生团结,团结生力量。他用中医之道和德来医治当时中国的“未病”。在国势动荡、兵荒马乱的岁月,他晚年在双江撰写的洋洋两万字的《治国论》,其背后就彰显了他怎样耿耿于心的家国情怀。
  中医学注重“德”的作用。所谓德,就是能够正确履行自己职责一种品质。在传统中国哲学中,四季变化都是天的德。生养万物是地的德。周朝代替了商朝,周人认为是自己的德起了决定作用。殷商失去了领导天下的德,所以失去了天下。周人履行了领导天下的职责,所以得到了天下。所以,周立国以后三千年,中国人一直注重德的培养。这种观念,被中医用来观察分析人的生理现象,也用来观察分析社会现象。从他晚年写的《治国论》不难看出,杨淮清是一位“匹夫而忧天下,无位而论世事”的大医。
  作者通过“大医治国”和“致中和思想”的巧妙融合,在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中采取“淡化生平线、注重思想线”的构思,既遵循了纪实文学“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又凸显了在热忱的家国梦想和悬壶济世的现实之间,杨淮清一直苦苦寻求的“家国梦”的思想写照。同样写乡贤,不同的人笔下会呈现不同的品质。而我更看重的,则是杨淮清这个乡贤的品质,这个大医的品质,也是《杨氏家国梦》的品质。
  这部作品还有一大特色,即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披露大封建家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直面双江杨氏家族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与过去某些史书对此讳莫如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少五房学士之家与少七房革命之家、少三房腐败之家等等,作者在书中都有真实描述,尽力还原了众多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窃以为,忠于历史的艺术还原比纯粹的杜撰虚构更加引人入胜,且真实可信,读后发人深省,给予读者的教育、启迪更大。
  作者长期生活在哺育杨氏成长壮大的这片沃土,对杨氏一门特别是杨淮清老人的家国情怀、耳濡目染,且得到占有其真实素材之优势,加之长期耕耘于纪实文学这块土地,深谙其写作特点——七分采访、三分写作,尽管人熟地熟,但仍然下工夫采访和搜集了大量素材,用眼光捕捉感动,用心灵体会感动,用文字表现感动……因为一部杰出的纪实文学作品,除了要基本还原主人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况、民风民俗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外,还应具备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并在叙事中注入作者强烈的感情,使之既有文史性、思想性,又有文学性和可读性。作者用白描手法,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构思,精当的结构,合理调动自已的全部感官,来表达自已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及主人公的外形、语言及行为,展现了彼时潼南及其双江镇特有的人文风貌,给今人一个扑面而来的没有经历过的逝去的世界,更给人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史上少有的杨淮清鲜明形象及其宝贵的家国情怀,使人感叹唏嘘,十分难能可贵。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报刊审读专家)